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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东方” 关系的历史变迁

发布时间:2019-05-04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位于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俄罗斯到底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困扰着俄罗斯人。在《东亚评论》(2018年第2辑)里,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展妍男对俄罗斯的文化认同历史以及相应的外交政策变化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东西徘徊

俄罗斯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早期的发展中受到西方、东方两方面的影响。

1. 西方的“东方”: 俄罗斯在东正教世界中地位的确立

从广义的宗教文明看,俄罗斯与西方欧洲国家同属于基督教文明。

然而,由于俄罗斯接受的是基督教中的一个分支——东正教,而欧洲国家的宗教信仰基本归属于基督教的另一分支——天主教及其后衍生出的新教。因此这又成为俄罗斯与西方的不同之处,俄罗斯是西方的“东方” 。

公元988 年,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基督教为国教,而此时,基督教已随着东西罗马的分裂形成了东西两个教会分立的态势。1054 年,东西教会正式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基辅罗斯属于拜占庭的东正教势力范围。

15 世纪,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会在帝国面临伊斯兰文明的威胁之时,决定与西方天主教合并,这引起了在基辅罗斯之后崛起的莫斯科公国东正教会的不满,认为这是对东正教的背叛。

在这种背景下,莫斯科成为东正教世界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了“莫斯科—第三罗马” 的理念。

从宗教的形成来看,基辅罗斯东正教虽然源于西方基督教,但却是基督教中的东方一支。而且在15 世纪末,随着拜占庭帝国东正教会的衰亡,莫斯科公国代替拜占庭帝国成为东正教世界的领导者。

时至今日,东正教依然影响着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渗透到俄罗斯民族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

由于东正教与天主教在对经典的认知、教义、仪式等各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从宗教认同上来看,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虽然同根同源,但却不完全一脉相承的。

可以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宗教信仰上的底色是不同的。这种宗教上的差异进一步加大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距离。

东正教信仰既反映了俄罗斯的文化认同,也体现了俄罗斯在西方世界中的特殊性和东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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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评论》2018年第2辑

作者:张蕴岭 主编

出版发行: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

ISBN:978-7-5012-5923-6

定价:46.00元


2. 东方的“西方” :蒙古统治和莫斯科公国时期

1237 年,蒙古汗拔都率军进入罗斯,各罗斯公国向金帐汗国纳贡称臣,从此进入了两个多世纪的蒙古统治时期。

各公国中实力最强的莫斯科公国在与金帐汗国斗争的过程中逐渐积聚实力,发展壮大起来。

这段与蒙古统治者的斗争史、与草原游牧民族的交融史在俄罗斯的国家制度和民族性格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为其开启了随后向东扩张的进程。

同时,与蒙古斗争融合的这段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莫斯科公国与西方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

1480 年,莫斯科公国的伊凡三世正式宣布放弃效忠崩溃中的鞑靼人政权,并制服了敌对的诸罗斯公国,自我加冕为沙皇。东欧的森林与草原地带之间力量的平衡自此扭转。

沙皇伊凡四世时期,俄罗斯军队夺取了整个西伯利亚,并征服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等小汗国(1552 年和1558 年)。

需要指出的是,莫斯科公国在东方诸汗国面前逐渐显示出的优势,与其在面对西边邻居的劣势形成鲜明对比。“在对付西边和北边的波兰和瑞典时,却胜少负多,甚至在伊凡四世统治时期还被他们的西方邻居夺走了一些疆土。”

但是,“俄国与西欧那种痛苦而暧昧的关系在别处边疆线上得到了补偿。这也使俄罗斯在对付亚洲北部森林和游牧地区极为落后的居民时成了一个准西方国家”,东西方之间的实力对比在罗斯人身上得到了检验,也帮助罗斯认清了现实,进而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现实选择。

之后,随着西欧的崛起,从16 世纪起俄国成为西方的外围世界。

虽然俄国在不断受其侵扰的同时,也曾思考如何排除来自西方的影响,但“最终还是被卷进了西方文明那极具扩张性、强大到危险程度但又非常诱人的罗网中去了”。

作为东方的“西方” 卷入西方文明扩张史中去的俄国,在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军事等各方面都落后于西方世界,西方化进程成为必然。

加入西方

如果说基辅罗斯和莫斯科公国的历史对俄罗斯的影响是形成了一种“非欧洲的无意识”,之后的俄罗斯开始对西方文明的东西方二元对立世界秩序进行接纳吸收,开启了有意识向西方靠拢的过程。

彼得大帝主导的改革标志着俄国西方化进程的开始。

有学者把这一进程称为“双向认知的通道”:一方面,俄国人通过改革学习模仿比自身先进的欧洲文明。另一方面,学习西方促使俄国的思想者们进行“内省”,以西方为参照物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特质进行深入思考。

这种双向认知的结果是当俄国加入西方时,不是作为西方的翻版加入,而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加入。

此时,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沙皇俄国认知中的东方是落后的、野蛮的。俄国西方化的表现之一,是当西方帝国在海上扩张称霸时,也是俄国在陆上进行扩张之时,奥斯曼土耳其、大清帝国和中亚诸汗国都是俄国的东方。

俄国以一种征服者的姿态“ 转向东方”,威廉•麦克尼尔曾写道: “用以对付西方进攻建立起的强大的军事政治机器帮助俄国保持了绝对的优势, 俄国的军事独裁专制体制在其东南边疆地区占据了极为有利的位置。而在进一步征服远东地区时,俄罗斯人面对的是‘虽然原始但天性温良、并不好战的部落居民’,因此可以说不发一枪一弹就迫使当地居民以毛皮纳税上贡。”

当然,沙俄向东方的扩张并非一帆风顺。1689 年的«尼布楚条约» 遏止了俄国继续向远东扩张的进程。1717 年,彼得大帝派往希瓦和布哈拉的探险队全军覆灭。

彼得一世时期的西方化取得了实际的成绩。从19 世纪初开始,俄国成为西方(欧洲) 的一员。而俄国的东方问题主要体现在与西方诸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扩张中。

19 世纪的下半叶,俄国在中亚地区继续着其帝国扩张的时候,其国力却在不断衰落。

从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到1905 年日俄战争的失败,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俄国逐步沦为帝国主义集团中的二流国家。

俄国国内也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俄国资产阶级无力领导国家走出困境,最终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冲垮了沙皇俄国的腐朽统治。

随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大国地位最终得到确立,形成了以美苏对立为主要特点的两极国际格局。

在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苏联前期和其后的冷战时期,苏联表面上视西方为意识形态对立面和竞争对手,但实质上仍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主要参照。在苏联的大国光芒下、在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中,此时的东方问题更多地体现在与西方对抗的外交博弈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俄罗斯学者指出,俄罗斯目前阶段的“转向东方” 起源于戈尔巴乔夫时期。

1986 年7 月25 日至8 月初,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作了为期一周的远东之行,视察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共青城和哈巴罗夫斯克等地,发表了几次长篇讲话。

远东地区的发展开始提上苏联的国家议事日程。

从内容上看,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围绕国内和国外两个层面展开。从国内角度看, 苏联领导人对远东地区重要性的认识明显加强,决定把开发与建设远东地区放在重要地位,这是沙俄时期不曾有过的想法。

从国际角度看,戈尔巴乔夫在远东的讲话反映出苏联领导人对亚太地区重要性的认识的深化,苏联做出的这种转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背景:

首先,苏联国内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自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至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其次,亚太国家和地区整体实力提升。随着20 世纪70 年代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亚太地区在苏美全球战略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远东地区在苏联对外战略中的地位由此提升。

苏联领导人认识到,未来远东地区可以成为其实施在亚太地区外交战略的有力后盾与强大基地。

无论是在沙俄时期西方化的进程中,还是在苏联时期与西方的对立中,本质上都存在俄罗斯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和渴望被认同,在前一个时期积极学习加入,后一个时期则希望通过对抗赢得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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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评论2018年第2辑

作者:张蕴岭

当当


自我重新定位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极力阐释的多极世界观一方面表现出其否定西方绝对优势地位的态度,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俄罗斯逐渐摆脱东西方对立世界秩序观的影响, 试图在后冷战时代重新实现强国梦。

叶利钦时期的政策反映了俄罗斯在转型期的一种过渡,而在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的国家定位在“转向东方” 中逐渐清晰起来。

1. 叶利钦执政时期

从总体上来看,20 世纪90 年代俄罗斯处于苏联解体的持续影响中。戈尔巴乔夫对远东地区、亚太和东方的计划最终也只能停留在构想阶段。

苏联解体后,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开始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叶利钦甚至公开主张把俄罗斯完全“融合到西方文明社会” 中去。

但是,从1992 年3 月开始,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开始把眼光移向东方,积极发展同东方各国,主要是亚太国家间的关系。叶利钦本人也多次表示要调整俄外交政策,重视“东方因素”,并在此后逐步提出和实施了新的东方政策。

在实施东方政策的过程中,俄罗斯特别重视发展同东北亚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的关系,并积极推动总统叶利钦对这些国家的访问。

俄日关系虽然居于俄外交战略首位,但双边关系仍然由于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争议陷入困境,叶利钦首访日本的目标没有实现。

叶利钦推迟访日后,韩国便成为俄东方外交中的重要因素,俄希望韩国能在经贸来往、经济援助等方面同俄进行广泛合作,以填补因与日本合作的缺失而出现的空白,但对韩国的访问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俄希望得到经济援助的愿望落空。

此后,俄对华政策发生质的改变,叶利钦正式访华,中俄两国发表了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并签署了二十多个有关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文件。

这一时期,俄罗斯与中日韩接近的主要目的在于触动美国及西方各国,推动西方富国对俄罗斯实施经济援助。

1993 年4 月初,美俄首脑会晤。4 月中,在东京举行了以援俄为主题的西方七国外长和财长会议。

在这两次会议中,西方终于将援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其中缘由在于,除考虑到俄罗斯国内的紧张局势外,俄积极推进东方政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俄罗斯东西方平衡的外交策略初现端倪。

2. 普京执政时期

在普京任期,俄罗斯的东方外交开始真正进入战略层面并进行了后续具体规划。

随着与西方关系的持续恶化,俄罗斯出现了更为积极的“转向东方” 战略。叶利钦时期出现的东西方平衡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20 世纪90 年代末、21 世纪初,俄罗斯外交在亚太方向展现出积极的面貌: 1998 年11 月,俄罗斯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002 年成为亚信会议成员国,2003 年起加入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同年成为东盟十个对话伙伴国之一,2005 年作为观察员国与美国一起加入东亚峰会等等。

上述行动体现了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关系框架的努力,2006 年,普京在俄国家安全会议上致辞,再次强调了远东的重要性,此举释放了俄要进一步加强远东建设的信号。

2011 年10 月3 日,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在«消息报» 发表题为«欧亚大陆新一体化计划———未来诞生于今日» 的文章,表明了对欧亚一体化未来前景的期盼,希望以欧盟为模版,建立超国家的联合体,未来实现与欧盟的平等对话。

俄罗斯学者尤里•塔夫罗夫斯基随后在«独立报» 发表的文章«在欧亚联盟的轮廓中亚洲路线尚不清晰» 中提出,俄罗斯与西方加强协作固然重要,但同时也应向东发展。

这与普京的文章形成一定程度的互动和补充,指出了俄罗斯向亚洲(东方) 发展的重要性。

2012 年总统大选前夕。普京连续发表了七篇阐述他第三个总统任期执政思路的文章,明确提出“借中国之风,扬俄罗斯经济之帆”。这表明俄罗斯针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对外发展经济的思路。

2012 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这一战略基本成型并得到强力推进。

2012 年9月8 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这一会议的召开释放了俄罗斯积极“转向东方” 的信号。

2012 年,普京第一次在俄罗斯官方正式文件中提出东方转向。

他在国情咨文中提到,“21 世纪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就是向东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是我们巨大的潜力所在。

罗蒙诺索夫也谈到过这一点。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是去贯彻落实这一点。这是在世界发展最强劲、最快的亚太地区占有应有一席的机会”。在2013 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再次强调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是俄罗斯整个21 世纪的优先目标。

长期以来,在论述俄外交重点时,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 和«对外政策构想» 等重要文件一直将亚太摆在相对次要的位置,位居独联体、欧洲和美国之后。

在2015 年末出台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 中,亚太地区第一次超越了欧美,排到了仅次于独联体的位置。

可见,俄罗斯在政治上大幅度提升了亚太在其整体对外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此后,俄罗斯“转向东方” ,在外交、经济和安全合作上全面推进,而远东西伯利亚经济开发与开放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规模提上了日程。

2013 年6 月,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表明要效仿美国,随着全球力量中心的东移将战略重心转向东方。他表示要通过关注亚太地区而非欧洲传统市场来推动俄罗斯经济的增长。

2015 年,东方经济论坛成立。其创立即源于俄罗斯积极“转向东方” 的政策。

2017 年9 月,第三届东方经济论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成功举办。俄罗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加强俄罗斯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贸联系并全面展示远东地区的经济前景和投资潜力。

2015 年,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荣誉主席卡拉加诺夫等专家学者多年来深入思考俄罗斯的对外发展方向问题,发表«构建中央欧亚: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国家协同发展优先事项» 等。以瓦尔代论坛系列报告的形式,系统而集中地表达了“转向东方” 的战略思路。

2017 年11 月,瓦尔代论坛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研讨大会专门讨论了亚洲地区未来的政治与安全前景,“这表明俄罗斯精英正一步一步把本国外向选择与亚太地区总体政治安全构架的建设相互结合起来,进行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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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演讲、俄罗斯国家官方文件、俄罗斯政府的举措、俄罗斯重要的经济论坛、俄罗斯学界的研究、俄罗斯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不难发现,俄罗斯“转向东方” 战略的不断升级和完善。

*本文节选自《东亚评论》(2018年第2辑)。由于文章篇幅过长,注释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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